《德国的浩劫》的读后感10篇

《德国的浩劫》是一本由[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


《德国的浩劫》的读后感10篇

  《德国的浩劫》是一本由[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15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德国的浩劫》读后感(一):对希特勒的历史和社会学分析

  看了许多二战的书,从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到二战三部曲,甚至还下了许多德军元帅们的传记,梅内克的这本书也下了很久,但直到在kindle上买了电子版才真正开始读。

  作为一个同时代的德国历史学家,梅内克的站位和其他许多人不一样,何兆武先生在译者序里其实分析的很透彻了。这里谈谈自己的感受。

  梅内克把希特勒放在德国-普鲁士传统和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基础导致社会变化这两个维度中来看,歌德时代的对艺术、文化的追求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现实性间的张力刻在德意志民族的基因里,当这种张力面对工业革命造成的人口激增,特别是无产阶级登上社会舞台,军国主义的负面作用就愈发凸显。希特勒运动作为力图捏合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尝试有其必然性。但梅内克对希特勒本人及其党羽持极强烈的批判态度,特别是从人格方面,认为其只是利用这些东西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

  梅内克力图证明法西斯运动虽有德国民族及社会上的基础,其与真正的“德国精神”背道而驰。从这点出发,德国历经浩劫,并不意味着德意志民族整体应抱有原罪,从歌德、勃拉姆斯的传统里汲取力量,并接受战胜国对德国的改造,将有助于德国的复兴。

  里面很多分析有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欧洲人文学者的风采,特别是看到梅内克这种为德国民族而思索的胸怀,不禁让我想起了梁启超、梁漱溟、冯友兰、巴金乃至太祖等民国年间的许多人。

  《德国的浩劫》读后感(二):关于本书的一些思考

  全书开始是何兆武先生写的译序,其中包括何先生对于本书及迈内克思想的看法,不否认因为先读的译序,所以多少给了自己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这对于后期的阅读思考也有一些影响。以下是自己对于本书的思考及读后感。

  一、偶然性及必然性

  书中脉络的展开,集中于思考希特勒主义及第三帝国的建立与德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歌德时代带来的古典自由主义是否有必然的联系,特别是俾斯麦时期的军国主义是否为希特勒的崛起提供了沃土。从作者的剖析来看,希特勒的上台尽管不能说完全偶然,但也不乏时代中产生的一系列巧合的集合。对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潮融合的追求,德国人民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思想,同时也反映在德国的古典文化中;军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上述两种主义的平衡。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点,利用德国人民在一战及《凡尔赛条约》后的屈辱心态,从德国文化中抽出了那些可称之为糟粕的东西,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并使人民的心态失衡并接近发狂。

  从作者角度看,这是希特勒将民族主义及社会主义进行了故意地、错误地操弄,导致平衡被打破,德国社会走向极端;其实在此过程中,有多次机会可以纠正或者将他扼杀于萌芽状态,但不幸地是历史的巧合选择了希特勒。从我的角度看,历史是具有必然性的。“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科技、环境、社会文化在变化,但人性始终如一,无论对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还是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北非或土耳其、还是信仰佛教的东南亚、或者无实际信仰的东亚,人性的考察基本大同小异。在那种宏观困顿、窘迫、与一战前大相径庭的环境下,在人们心中渴望回到过去、获得认可、减少屈辱的希翼下,即使没有希特勒,也会有其他人利用人民的这种性格弱点,去发动或者鼓动起极端的行为。所以,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一方面需要制度(魏玛共和国及魏玛宪法还是没有制止希特勒的上台),但更重要的,需要人民都有以史为鉴的态度。

  此外,俾斯麦时期的军国主义思想及对权力的追求,也事先在德国人民心中埋下了对于希特勒思想认可的种子。很多事情历史自有定论,一些事并不能仅仅考虑当前眼下的情况,还要考虑一些行为打破人民信仰、人民共识后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个世界需要规定的游戏规则,像联合国一样,虽然没有实质的权力,但它是由降低摩擦及流血、增加沟通效率的共识而产生。所以敬畏规则,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口号,不是靠着愚公移山的意志可以完成,它更是一种警醒,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态度。

  二、德国人民在其中的角色或作用

  作者另一个层面的反思在于,德国人民对于阻止希特勒的上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及责任,从而导致了浩劫的发生。希特勒巧妙地利用了德国人民希望重返强国的心理,并通过思想及各种政治手段,排除异己,控制行为。德国人民在希特勒上台前,可能更多地是认同他的思想,但当他们发现了希特勒真实的面目时,却由于各种原因,一再退让,从而万劫不复。追古溯今,要求普通民众以卵击石,实在太难太难,这需要制度的保障。如果没有制度,除非普通民众已身处水深火热中,否则很难实现合力去推翻政权,毕竟收益和成本太不成正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时的浩劫也许身在其中的德国人都难辞其咎,也许这也是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提出“消极的自由”的重要性,也是古人“穷则独善其身”的告诫来源。

  三、对于德国文化的自信

  在最后一章“德国的新生之路”中,作者表达了对于二战后德国发展的展望(写于1946年)及德国文化应该扮演的角色。作者提出了,从共性角度看,从基督教的教义出发,德国应该重新思考并回到基督教的实质教义中,超越种族及民族价值观,追求真正的、人道主义的良心;从个性角度看,德国文化,特指歌德时代以来德国“有良心、有价值”的文化,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共识,它足以支撑德国人民从战后的被托管中重新找到属于民族的自信,与希特勒时期不同的是,这种自信是被西方、被世界所认可及喜爱的,而不是反潮流的。

  进一步说,如作者所言,悲剧的本质在于人身上那种神明的成分和魔鬼的成分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了一起。文化也是这样。文化可以理解为精华的结合,也可以理解为充满潜规则的糟粕。怎么样去汲取其中的精华而避免糟粕带来的毁灭性的影响,不仅是德国,也是世界各国需要面临的问题。但是,若丧失了文化自信,则一个民族将丧失自己的主心骨。没有特色的民族,注定没有未来。从这个角度说,我理解并同意作者的良苦用心:不要因为战败及浩劫怀疑本国的文化,民族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德国的浩劫》读后感(三):畸形儿“强人”希特勒

  每次觉得,读德国哲学与听德国音乐实在是一大享受,伟大的日耳曼民族不仅为人类贡献了粲若星空的哲学家,音乐家和军事家,文学家,亦还有勃拉姆斯、舒曼和克拉拉之间凄美的足让人心碎的爱情故事。当他们的工业文明领先时,为何会有希特勒的诞生,为何其建立的元首制国家社会主义这一体制吸尽了德国人内心深处的古典自由精神。以为读过《德国的浩劫》这本书后应该能得到回答,但遗憾多多。

  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不是热爱自由的德国民族性格的逻辑结果。希特勒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在19世纪出现了两大社会浪潮,即民族主义浪潮和社会主义浪潮。前者主体是中等阶级,后者则是工业无产者。两种运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将这两种浪潮融合?

  在德国,民族主义浪潮要比社会主义浪潮早近半个世纪。其兴起的契机是拿破仑对于德意志的侵略以及德意志的解放战争。民族统一的任务优先于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而社会主义浪潮则更强调人民的集体化,个人权利变得黯然失色。其革命精神变成了后来纳粹得以利用的重要遗产。此外,腓德烈?威廉第一创建的普鲁士陆军早就一种令人瞩目而深入的军国主义,这种思想乃是一种无条件地,绝不瞻左顾右地献身于职务以及献身于赋予他这一职务的 那个最高的战争主宰,从而使最高度的完成任务体现为一种绝对的价值。德国发展起来的军国主义传统又在1871年德意志统一的事实中被加以美化。于是,幽灵一样的强权思想开始渗透入了政治,政治诉求开始压倒文化伦理。

  随着19世纪德国近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日益机械化、物质化、极端化和狂热化。宗教也开始被边缘化。人们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忽略自身的思想道德以及文化价值建设。由此可以看到德国思想的一路演变。歌德时代的人是个性自由的人,承认并且实践着对社会“为善”的职责,人们普遍生活在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综合体中。随后来工业化发展,文化平衡以及稳定的社会结构均被打破,日益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泛德意志运动甚嚣尘上。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把政权的基础由神圣转到世俗,向国家的内部寻求国家重心,即把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完全驱逐出政治思维的领域之外。凡尔赛合约给德国人民的沉重负担、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这一负担雪上加霜、弥漫前年的反犹主义思想,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普鲁士军国主义中的马基雅维利精神在二战前那个动荡的时局中,完全毒害了德国人民的心灵,民主制度下选举制提供的权力大道,为大众党派的希特勒上台提供了思想、社会条件以及政治条件与基础。

  希特勒建立的元首制国家社会主义,实现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汇合,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收买。他对基督教的遏制,根本原因则是基督教义中强调独立的,只对上帝负责的良心。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则是完全违背西方诸国实际利益以及否定西方生活方式的,它威胁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个人的心灵在国家这个整体之中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

  关于历史进程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学界长期都存在争论。然而,作者认为希特勒的出现是一种偶然。如果胡根堡的人民党没有获胜,如果兴登堡没有判断失误,那么希特勒就不会上台,因而也就不会出现第三帝国和二战,如此就分离了德国传统与第三帝国的关联。在作者眼中,歌德时代的德国是完美的,俾斯麦的第二帝国也保持了古典传统的延续。在这一时期,权力与道德伦理的结合总体来讲还是合理的,即便军国主义盛行,军队中也依然不乏有着高尚道德和理想的军官。但历史不能假设,因为在希特勒的时代,歌德时代所生长起来的那种自由的人道主义文化,遭到了民族思想的狭隘化和僵硬化的威胁,因此国防军中虽然不缺乏有高尚道德和理想的军官,但是这些战争技术专家身上缺少的是对于历史使命的总体全盘理解,他们高尚的品德不仅没维护人类的文化,相反优秀的品德成为了最纯粹的帮凶,加入了反文化的队伍里来了。

  据说希特勒是尼采学说的忠实信徒,作者认为,尼采的破坏旧道德价值的超人也是一个错误的指标,马基雅维利火上添油,让人性最阴暗的幽灵浮现了出来,德国在从传统上一个智人时代向强人时代转变过程里,希特勒实现了对全德国人的洗脑,让整个民族跟他一人丧失了道德性。

  《德国的浩劫》读后感(四):关于本书的一点整理(未完)

  一. 译者序

  1. 所以他(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要努力维护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所谓的国家理性... ...也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主义仅仅着眼于考察政治权力本身的运动规律,而把其他一切伦理的、道德的考虑置之于度外。

  二. 第一章 当代的两大浪潮

  1. ... ...错误地要追求那不可能达到的群众性的人类幸福,随后它就转化为一种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

  ·为什么追求群众性的人类幸福是错误的?追求什么样的人类幸福才是正确的?为什么追求群众性的人类幸福就容易转化为一种占有欲与权势欲?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明确群众性特征。在这里,群众性不再是仅停留在量上的概念,即不仅仅是指一定数量的人的集合,它更应该是被赋予生命力的。在笔者浅薄的通过阅读(《乌合之众》、《狂热分子》)与观影(《浪潮》)等方式所了解的群众概念中,群众性具有以下但不局限于此的特征:盲从、狂热、单一化、高度纪律性以及对绝对平等的追求。因而基于此,群众性的人类幸福也具有上述特征,而其中盲从、狂热、高度纪律性是达到绝对平等的内在要求,换言之,这种幸福的终极目的在于实现无差别的幸福,人人在生活中所感受的幸福都是完全相同的。但为什么这种听起来很美好的理想,在许多人眼里是危险而错误的呢?在笔者看来,绝对平等本身就是错误的。首先,绝对平等是对个性的漠视。尼采说,人生而是有差别的。每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外形、技能、接受的教育程度,心灵的成长状态等都是不同的,而这些个人条件的不同,意味着他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更何况人的各种活动还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各种变量相互作用导致世界的复杂程度不可估量。因此,谦让对于一个饱受饥饿摧残的人来说不再是一种美德,发达的肌肉对于非职业运动员而言并非是其至高的追求。既然如此,人们如何在一模一样的幸福中得到满足呢?实际中这是可以实现的,而实现这种满足的前提就在于对个性的磨灭。如果我们都一样了,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从这个幸福中得到的快感与满足都是一样的呢?从理论上而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统一的标准是怎样的?由谁来制定这个统一的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因为同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强个性的人会反对这种进程,此时暴力与制裁,就是维护这种秩序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那么政府又依据怎样的价值追求来制定这个标准呢?每一个政府都希望自己的统治是世代千秋、和谐稳定的,因此秩序永远被放在首位。一群服从命令,最好是盲目服从命令,高度纪律化的民众,永远是政府最希望统治的被统治对象。而有趣的是,不需要刻意为之,每当群众之中这种追求绝对平等的意识觉醒后,自然而然他们就能变成守纪律的人。那么现在的疑惑在于,对个性的漠视又究竟是哪里坏了?我们总是直觉地判断认为如果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一样了,毫无个性可言,这绝对是一件不好的事,却无法从逻辑的推理推导出,为什么这种同化的结局是悲惨的。在笔者粗浅的认知中,首先我认为我们永远不要低估直觉的作用。直觉看似是反理性的,但经验告诉我们,直接往往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认为人类的计算能力、推理逻辑是人类的一种技能,那么也请相信自己的自觉、道德判断与情感,至少同等视之,因为它们也是人类的“礼物”。其次,个性的伟大之处在于,就像我们在生态系统中极力维护生物多样性一样,是因为个性可以避免强权、权威与奴役的出现。当人们的思想都走向一致,意味着不会有辩论,不会有反对者的声音。如果没有错的可能,那正确又是什么?一切都是正确的,知识与思考的意义又是什么?一旦知识与思考成为虚无,那么人生就陷入虚无了。因此我们应当避免对群众性幸福的追求,虽然人类最初对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是难以非难且值得同情的,但历史的经验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它的可怕的摧毁性力量,而我们永远不要遗忘历史,在做一个未来中的人同时,做一个历史中的人。

  2. 我们承认,例如甚至于在帝国主义这个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哪里,也有一种可以用来辩解的内核,即它担忧着自己人民经济生存的可能性。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分别在什么情形下是正当的?如何谋求一种平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因为什么变得如此缺乏信任感?相互信任互利共赢的国家关系可能存在吗?

  3.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浪潮的融合便是这一思想:要通过一种集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一种国会性质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

  4. 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整体之中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

  ·为什么个人在集体之中很容易被同化?如何避免这种不适当的同化?

  三. 第二帝国建立以前和以后的德国人民

  1. 歌德有一次向蔡尔特谈到,今天人们要的只是财富和速度。蒸汽机和铁路的新魔术,创造了新的对煤和铁的宗教崇拜。新的现实主义也占领了精神生活,于是就结束了目标纯粹在于人自己个性的提高和精神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并把注意力更加放在人们集体的共同生活上,放在社会的构成和整个国家上。

  ·工业发展如何导致国家主义的膨胀?国家究竟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存在?Anarchism可能存在吗?

  2. 在群中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日益庸俗化和衰退化的面前... ...新的群众的愿望... ...是精神与权力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从而也是文化、国家与民族的综合、世界公民国度与民族国家的融合。

  3. 这种纪律化也意味着一种单一化,它缩小了眼光,而且往往导致对上级一切决定不假思索地服从,并造成了许多丰富的生活源泉的枯竭。

  ·纪律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危害?规则与纪律的交汇点在哪里?如何避免一切不假思索的服从?错误的服从与强权不可违背的关系是什么?

  4. 而那些感到自己受了被认为是传统社会里的反动派所剥削的人,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就直接摧毁了一般对于传统历史权威的情感。

  5. 一个巩固的国家权威,应该是个性和自由开展结合在一起的... ...而对这种理想我们却有遗忘的危险。

  ·如何处理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如果一些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追求的意义又是什么?

  6. ... ...对政治的愿望有一种道德的约束。

  7. 尼采的那种破坏旧的道德纲目的超人乃是一个错误的指标。

  ·对尼采思想的总结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尼采思想的合理性与不足之处?

  《德国的浩劫》读后感(五):纳粹德国的诞生 ——迈内克与哈夫纳:两个不同视角下的相同导向

  纳粹德国的诞生

  ——迈内克与哈夫纳:两个不同视角下的相同导向

  (来自个人读书报告)

  纳粹德国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一直以来存有诸多解释,而本文则基于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与哈夫纳《解读希特勒》两本书的基础之上,对两种不同的视角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解。

  首先,在讨论两人眼中的纳粹德国之前,我们必须明晰两人的立场,也是我选择两书的缘由。迈内克和哈夫纳都是德国人,但是两个人却站在全然不同的立场之上,迈内克秉持了一种对德国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的信仰,希望以《德国的浩劫》作为给德国人的“精神救赎”,哈夫纳则更有一种国家主义的倾向。迈内克的重点在于分析德国社会如何一步步走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狂热之中的,而哈夫纳更关注希特勒个人的政治、战争与社会观。

  在迈内克看来,“纳粹德国”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并非有着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德国民族的必然导向。他认为,希特勒的出现是时代的产物。在19世纪出现了两大社会浪潮,即民族主义浪潮和社会主义浪潮,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将这两种浪潮融合。而在德国,极为不巧的是,民族主义却率先于社会主义发展起来。迈内克提到了布克哈特的预言,人类追求群众性的幸福的目的,最后会导致“占有欲、权势欲”的增长,最后走向一种单一化——这是西方共同的问题。事实也确实应验了这个预言,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不再调和与稳定地发展,俾斯麦时代的军国主义,倡导“责任感、禁欲主义、纪律化”的思想宣传,产生了一种人的“单一化”。而经济和技术的变革,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生产模式更促进了单一化模式,抹杀个性,理性逐渐成为主宰。

  人口的增长,新的社会阶级在工业化和激增的人口中产生,他们应会要求得到一种“权利”,从而颠覆这个社会——这个过程本来依照社会主义学者眼中的“大革命”却没有到来。因为率先横溢的民族主义使得除却俄国列宁外的大多数势力都以自身所属的民族,而非阶层决定其效忠的对象。中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早半个世纪强大起来,并达到高度的精神繁荣。从歌德的时代到俾斯麦的时代,再到希特勒的时代,德国文化的大目标是权力与精神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既应对群众的压力、庸俗化和衰颓化的压力,又保卫住歌德时代的神圣遗产。然而个人自由主义初衷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在之后,却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为了追求权力展开的竞争与角力——马基雅维利主义在群众中不断蔓延。

  于是到了纳粹党,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来调和两种浪潮:“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国会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

  而迈内克一方面对德国纳粹的产生进行着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又强调希特勒的上台纯属一种偶然。没有德国各阶层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没有《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形势,没有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危机与失业,希特勒这个心理病态的人将在某个角落里默默终老,但事实却是“脱节的时代在历史舞台上召唤出了脱节的性格,二者相互激发到了可怕的高度”。他以多个例子,内政部长格罗纳因身体原因作出失败演说导致的败选,施莱彻尔对格罗纳的背叛,兴登堡在重压下选择了希特勒等,试图证明希特勒的上台是极为偶然的结果。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论断,他整个叙述,其实是通过剥离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性”以为整个德国证名,而后的论断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其自始至终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权力欲和征服欲膨胀的人,而非一个“德国人”——这里我需要转向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因为迈内克在书中表明的这个观点,是哈夫纳的著作论证的一个中心命题。

  哈夫纳将希特勒代入历史的语境加以考察,不止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而是从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传统谈起。在他看来,希特勒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社会人,他对希特勒的早年经历进行分析,认为希特勒从未真正融入德国社会,因而政治是希特勒的生命或者使命,但不是职业。他并不为这个国家机器效劳,而是使国家机器为他效劳。这种解读合理地解释了希特勒很多在旁人看上去并非合理的决定——放弃了已经取得的霸权而继续战争,在有逆转战局的机会之时却早早转入防御战,在战争末期组织了阿登纳进攻,以及欲图让全体德国人为纳粹德国的覆灭陪葬。

  在哈夫纳看来,希特勒更像是一个自导自演的政治艺术家。他自己自信而狂热地想要完场自己的艺术作品,实现自己的“民族狂热”:征服俄国成就大德意志帝国,屠杀犹太人倡导雅利安人的民族,但是这两者是互相冲突的,因此,在1941年底对莫斯科的攻势受阻之后,他意识到前者不可能实现,开始用全副精力进行后者,在这之后的战争只是为后者争取时间。

  哈夫纳还指出了希特勒很多矛盾的地方。无论是雅利安人的分界不清,亦或是对战争的曲解,都将其带向了失败的边缘。而其看似是一个“爱国者”,欲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但其实只是将德意志民族作为其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他将个人的利益置于民族之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为这个国家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体制,而只是不断打破旧体制,以至于在脱离希特勒自身后,整个国家竟可能陷入无法运转的边缘;在帝国面临军事上的失败时,他并不在意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存与德意志民族的延续,而下令对德国实行焦土政策。

  而与迈内克不约而同的是,他亦点出了希特勒成功的偶然性。希特勒并非一个有智慧的政治家或者战略家。 哈夫纳告诉我们,他惊人的成绩出自于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因素,如果魏玛共和国一直保持镇压慕尼黑暴乱时的“强大”(对希特勒而言),那希特勒是永远没有机会步向政坛的。而若非绥靖政策与他国的保守态度,犯下一个又一个愚蠢或轻视的错误,希特勒亦不可能在军事与经济上不断高歌猛进。一旦这些敌人团结起来抗争的时候,希特勒就开始走向失败。他不断创造敌人,又枉顾自己战略上存在的潜在威胁。因而他的覆灭,是可预见的。

  在这之上,他指出了希特勒对德国人的“背叛”。“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将两本书对照起来阅读其实极有意味,虽迈内克在讨论德国社会中纳粹的产生,哈夫纳则关注希特勒个人的成长与思想观念。但是两人在某些关键点上却出人意料的一致,无论是将希特勒上台作为一个偶然性看待,又或者是将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性彻底剥离。这两个特点在两位学者的著作中如此分明,甚至让我怀疑这是否就是解读纳粹德国或是希特勒的最公允客观的方式呢?其他学者是怎么看待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的?尼采的著作究竟对希特勒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纳粹德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其实都是我想要探求的问题,不过在读完两本著作后,我却依旧迷惑。

  不过值得肯定的一点是,迈内克和哈夫纳至少脱离了当时将纳粹的产生归咎于德意志民族性与将希特勒视作“疯子”的论调,正视了西方社会于古典传统下的内在暗流,尝试去把握了希特勒思想与性格产生的逻辑性,这对于今天我们重新反观那段“浩劫”般的历史,提供了视角上的参考。

  《德国的浩劫》读后感(六):历史的歧路,德国的浩劫

  撰文:刘波

  一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本月去世后,《金融时报》记者菲利普·斯蒂芬斯回忆起1989年与她的一段对话,那是在一个非采访性质的酒会上,他问她,是否会屈从于财政部的压力而加入欧洲汇率机制。听到此言,撒切尔抓住他的领子说:“我是不会让那些比利时人决定英镑汇率的。”(欧盟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撒切尔那段时间还常向德法领导人强调,英国主权的基础是一千年的历史。当然斯蒂芬斯不忘调侃地补充道,这里的“英国”应该单指英格兰。考虑到苏格兰的存在以及它时下正“闹独立”的背景,这样的补充是必要的。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政治家、媒体与学者共同构建的想象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经济共荣与科技进步将不断弥合曾经的民族差异,但正如上述对话所表明的,即便是在融合程度达到人类史上最高水平的欧盟里,基于复杂历史原因的民族隔阂与矛盾仍能不断刺痛人们的神经。

  确如撒切尔所言,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早于多数欧陆国家。追根溯源,民族国家最初是学者与政治家的拟制,是“想象的共同体”,它并非毫无事实基础,但却是以阐释的方式超越历史事实,最终取得一种类似于信仰地位的存在,填补宗教退位之后的现代国家公民的信仰真空。它是主动的政治整合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政治整合。

  从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战火到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再到苏格兰独立争议,和平与非和平性质的民族主义问题,民族主义的幽灵没有完全散去,而如果回顾20世纪的欧洲史,拜希特勒这样的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之赐,德国的民族主义曾给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它曾经是那么的暴力和富于侵略性。无数历史学家试图解释这种极端种族主义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在他们之中,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862-1954)拥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因为他亲身经历了从德意志统一到希特勒覆亡的全过程,而《德国的浩劫》一书,则是他在84岁高龄所写的总结性的压卷之作。

  二

  由于较近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所以局外人往往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历史上德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向来都非常强烈,但事实上,德意志民族一度分崩离析,民族观念极其淡漠,其民族主义的缘起并非对外征服的需要,而是像近代中国一样,也是源于自身的弱势地位,以及战场失败带来的屈辱。

  在德国的中世纪时代,除了腓特烈一世、条顿骑士团等势力外,这个民族基本处于受四邻欺压的境地,在英国与法国公然与罗马教廷对抗时,德国人曾对天主教士的横征暴敛逆来顺受,被嘲笑为“教皇的奶牛”。反抗罗马教廷是15世纪马丁·路德发起宗教革命的原因之一。17世纪“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人甚至沦为欧陆诸强交战的牺牲品,有统计认为它丧失了1/3的人口(另一说为高达3/5)。

  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是德国民族主义大范围爆发的导火索。1807年,柏林大学哲学教授费希特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夏伊勒评论道,演讲“深深激励和鼓舞了一个陷于四分五裂的战败国家的人民,其响亮回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

  耶拿战役也是迈内克所极为关注的,1814年拿破仑势力衰落后德意志各邦国奋起进行的反抗战争,被他称为德国“解放战争”。迈内克绝不反对民族国家,而是对其抱着赞许的态度。他的首部重要理论性著作《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便探讨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对立统一。虽然并不完全认同“铁血宰相”俾斯麦所代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文化,但他强烈地赞同这位强人在1871年实现的德国统一。

  他也主张德国应该进行持续的民族国家构建。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的社会状况,在他看来代表着德国人团结所达到的顶点。然而还不到一年,团结又破裂了,德国人又走上不同的道路。战场的失利引发推翻帝制的革命,而从右翼阵营中又传出视革命者为叛徒的“背后一刀”神话,这样的社会分裂为希特勒的上台培育了土壤。

  迈内克是希特勒主义的强烈批判者,但他对德国民族主义始终保持着热情,这不仅是因为他自身的普鲁士-德意志身份,也是植根于他对欧洲大历史背景的体察。迈内克认为19世纪的欧洲兴起了两大浪潮——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所有欧洲国家都必须找到两股浪潮交汇与激荡下的自存之道。英国由机器而开始的经济-技术范围内的革命,唤起了大工业、新的人民群众和高度的资本主义,法国大革命动员了民众,但不仅唤起了自由,还唤起了对权力和占有的渴望。从沉默中崛起的庞大民众对既存社会秩序和文化构成无比巨大的压力,他们首先要求民主,继而不可避免地为充分保障自身生活水平而要求社会主义,于是革命被设想为一种达到千年幸福王国的手段。

  但社会主义潮流最终并未发展为马克思等人所宣扬的世界革命,因为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横溢了它。民族主义浪潮与欧洲旧秩序不是敌对的,而是能经常与之结盟,其主要支持者不是无产大众,而是日益富裕起来的中等阶级。两股潮流交锋的结果在一战前夕变得显明:共产党人所预言的大爆发式的最后革命并未到来,除了试图以“工人阶级没有祖国”为理由发动俄国内部革命的列宁等左派之外,大多数势力都以自身所属的民族而非阶层决定其效忠的对象。

  迈内克对德国的分析是,在那里,民族主义浪潮比社会主义浪潮来得早,大约早半个世纪,中产阶级也比无产阶级更早地强大起来,并达到高度的精神繁荣。从歌德的时代到俾斯麦的时代,再到希特勒的时代,德国文化的大目标是权力与精神的综合,国家建设与精神建设的综合,既应对群众的压力、庸俗化和衰颓化的压力,又保卫住歌德时代的神圣遗产。但德国古典自由主义所试图实现的这样的综合,后来遭到严重威胁乃至于破灭。纳粹党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来调和两种浪潮:“通过一种极权主义的、集中的、不受任何国会约束的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控制而赋予这种融合以顽强性和坚固性。”其完成之日,便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想世界陷入黑暗之时,希特勒的毒气室抹掉了德国文明的最后一丝残余。

  三

  《德国的浩劫》写于二战战火刚刚熄灭的1946年。迈内克绝不是纳粹主义的拥趸,但德国的失败与被占领,也似乎为他所倾注心血的、自耶拿以来的德国一统并领导欧洲的梦想画上了最终的句号。迈内克在当时还不能看到1992年东、西德的统一,以及随后德国在经济上逐渐成为欧盟的领袖,绽放文化和“软实力”方面的光辉。他所能预见的只是一段外国占领下的“屈辱”时光。

  但作为历史学家和亲历者,迈内克需要为希特勒主义的缘起做出总结,这是已经80多岁的他的使命与责任。他坚称希特勒的崛起是一个偶然,而非德国政治与思想发展历程的必然。因为,没有德国各阶层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没有《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形势,没有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危机与失业,希特勒这个心理病态的人将在某个角落里默默终老,但后来的事实却是,“脱节的时代在历史舞台上召唤出了脱节的性格,二者相互激发到了可怕的高度”。迈内克对希特勒上台偶然性的判断,是本书最引人争议的一个论点。

  迈内克对希特勒崛起偶然性的总结,是基于他对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因果关系的认识(他与勃鲁宁等魏玛共和国高层有过亲身接触和对话)。例如,他分析道,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力量要让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兴登堡的个人决定导致了可怕的后果,这是当时许多德国人所未曾预见的。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夏伊勒也观察到,在1934年8月之前,德国的将军们要推翻纳粹党政权原本易如反掌,但他们却对希特勒发下了效忠誓言并坚守自己的“荣誉“。换言之,在纳粹主义成长为可怕的怪兽之前,德国人原本有很多消灭它于萌芽的机会。这些都是事实分析。

  而另一方面,承认德国人当时有可能成功地阻止希特勒上台,否认他上台的必然性,也有迈内克作为历史学家的现实考虑,他必须顾及学术结论的社会影响。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迈内克被指责为对德国文化中的法西斯主义遗毒认识不够。然而,事实上迈内克对极端民族主义崛起的深层次文化根源的分析是极其彻底的:他重述了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对现代社会的“可怕的单一化者”(terribles sim-plificateurs)可能引致极权主义的警告,他探讨了技术力量对心灵的侵蚀,弥漫到大众之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可能引发的民族狂热,这些都最终使得奥地利学者格雷尔帕泽尔19世纪中叶发出的“人性-民族性-兽性”的警告变成可怖的现实。

  但作为一个继承了德国史学传统、倾向于把历史流变与人类的更高目标联系起来、强调历史伦理属性的学者,迈内克不可能认定德国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罪孽、从而是需要根除的,他只能视纳粹的罪恶为一种反常,一种变异和歧路。而且,对于那些主张“纳粹浩劫是德国近代历史文化必然产物”的人,他的“辩解”并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基于对现实事件的合理诠释。

  在“第三帝国”的疯狂所制造的德国的一片废墟中,作为知识分子,迈内克也必须拨开厚厚的劫灰,搜寻到一些可资后世作为建设基础的砖瓦,愤怒和批判不能成为全部。在寻找这种基础的时候,他绕过了年轻时代曾经赞扬的俾斯麦,回归了更早的歌德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德国古典文化的永恒价值,期望其东山再起。本书译者在序言中写道,这体现了迈内克的“温柔敦厚之旨”,会让一般读者多少觉得有些“不切实际”。但事实上这反映的是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感,历史不应是只描述恶因而令人绝望的学科,正如迈内克对历史学使命的描述:“通过将经验转化为理念,人类将自身从过去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创造重塑崭新生活的力量。”这样的历史学可望取代哲学而成为一种“普世的学科”。今日德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复兴,也足以告慰迈内克等学者当年的一片苦心。

  如本文开头所述,世界大同的理想尽管美好,但民族主义仍将是长久的存在,虽然它的影响会不断衰减。民族主义并不是《德国的浩劫》的唯一主题,但它从一个侧面对所有现代民族主义可能走向的歧途发出了警报。迈内克写道,有一种属于纯粹内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政治策略的民族性,无论那是防卫性的自保还是进攻性的扩张;一种民族性是真诚浪漫主义的,另一种民族性则只是浪漫主义的斗争武器,而武器成为目的本身就会导向希特勒主义。也许为了避免德国的歧途,人们应该构建的是一种内生的、文化上的、主体性的、持重稳健的民族主义。

  《德国的浩劫》读后感(七):摘要与一句饶舌

  事实上,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上层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或者调和如下三种相互矛盾着的潮流:即(一)日益强烈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的国家理性,(二)随着迅速的工业化而来的、不断在壮大着的工人群众运动,(三)在十八九世纪之际达到其高峰的德国古典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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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就意味着要摆脱或者背叛西方两千年来的“自然律”观念的支配或束缚。历史主义者企图以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经验,来取代认为世界上有着永恒的、绝对的、统一的、唯一的真理那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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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兰克奠定的德国历史学派虽然以史料博洽、考据精详而闻名,但并非不讲究理论思维。不过这个学派理论思维的路数是针对黑格尔学派的路数而发的,并且与之背道而驰。黑格尔学派认为历史就是精神通过一系列辩证(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的历程而展开并实现它自己;反之,历史主义学派从兰克到德罗伊森、狄尔泰和迈内克都认为精神并不体现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而是体现为个别化或个性化的形态。这就是说,历史是由许多个别的实体所构成的,每个个别实体的本身都有其内在的、独立的结构和意义,而绝非只是过眼烟云般的流变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已。每个个人是个体,每个国家、民族或社会也都是个体,所以他们或它们就都要服从个体化的原则。个体性或个性化的原则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现象,它是一种深刻地植根于现实性之中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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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他于1936年写成了另一部著作《历史主义的兴起》(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这部书是从广泛的西方思想史背景上考察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到兰克学派和浪漫主义的史学思想,并特别考察了对于启蒙运动的“人”的观念的背叛。他那基调仿佛是在说:一切时代和一切思想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平等的、等值的。《世界公民国度和民族国家》一书预示着魏玛时代的到来,而《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则是伴随着魏玛时代的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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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内克本人对于德国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的感情是太深厚了,他不能承认法西斯专政是出自德国历史文化中的某种必然。他认为那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完全是一幕偶然,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丝毫没有瓜葛。然而,如果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纯粹出于偶然,这又怎么可能说得通呢?迈内克对此所做的答案是:如果我们追溯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这场浩劫的根源并不在德国的古典思想文化之中,而是在于人们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法国革命的乐观主义的幻灭。因此可以说,它并不是继承了德国古典文化,而是背叛了德国古典文化。因此,这就不是一个德国历史文化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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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我们带进了这一深渊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单独出自德国的发展势力的现象,而且也还有着某些邻国的极权体制一定的类比和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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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通过它对于个人灵魂的关怀,确实也就是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母体,人们可以把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解为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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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对意大利只消几句话就够了。法西斯主义的紧身衣是完全不适合于意大利的民族性的。富于创造能力并对文化有着不朽贡献的意大利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军人的民族,他们并不适合于墨索里尼〔4〕为了把意大利升格为一个世界强国而强加给他们的任务。法西斯主义中真正投合了意大利人的,只不过是他那修辞性的东西和他那以光荣伟大的空中楼阁而自我陶醉的本领。墨索里尼就是靠了懂得让他的宝剑铿锵作响而又不必在一场全面大规模的战斗里当真拔出剑来,才维持了20年并造成一副意大利登上了大国地位的假象。1940年,在我们(德国)对法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大胜利〔5〕之后,他就成了希特勒的帮凶〔6〕,——也许是不得不如此,以免丧失其威信和权威,——这就导致他走上了终于灭亡的道路。如果没有希特勒,如果他能继续他以往运用的策略,也许他还能维持一个长时期。 自从1940年以后,墨索里尼的事业就更受到另一个基本弱点的挫伤,——意大利在原料和粮食两方面都没有准备得足以成为一个头等强国而与世界列强进行角逐。即使是德国也不行,尽管她在这方面要比意大利多少好一些。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任何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都会这样说。对我们(德国)来说,想要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乃是一种冒险。然而这桩事情的充分冒险性,却只是在希特勒和他的党所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逐渐清楚的。这桩事情在德国民族的历史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根源呢?以下各章就试图对它给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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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15年及以后,洪堡〔3〕就以他突出的敏感指出了一种变化;从他的观点看来那似乎意味着有得有失,而且或许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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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帝国建立的那个时代,普鲁士军国主义中那些坏的而且对全体的繁荣有危害的方面,却由于它的力量和教养在为民族统一的服务中以及为俾斯麦〔11〕帝国的建立中的动人表现而被掩蔽了。这就给它身上加上了一道光环,——一个普鲁士的中尉在人间走动着就像一个年轻的神,而一个平民后备役的中尉至少也像半个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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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希特勒的事业则应该看作是世界历史上一种恶魔原则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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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强权国家的思想,其历史始于黑格尔,却在希特勒的身上体现了它的最恶劣的和最致命的应用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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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世界政治的战略部署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正走入它的决定性阶段。我们在一开头就已经指出世界政治的领域对德国是多么炽热而又危险,而为了保持住她未来生死攸关的经济利益,她又必须踏入这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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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同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自然还存在着许多古老的、美好的资产阶级文化;尽管生活的浅薄性已在慢慢增长着,但它不言而喻地仍能对政治的愿望有一种道德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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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过分激情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了对欧洲一切民族的十分严重的危险;他们正因此而面临着丧失人类价值感的危险。民族主义被推到顶峰,就正像宗派主义一样也会消灭道德的、甚至于逻辑的意识。公正和不公、善和恶、真和假,都失掉了它们的意义;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被人们称之为羞耻的和没有人性的事情,他们却转瞬之间就推荐给自己的人民去向外国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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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以组织为其本质的国家;只能是一个以内心深处的不信任在毫不关心地对待个人生命的国家,它的发展是无法估计的,而德国文化却只是从个人生命之中滋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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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生活都被打上了机械性的烙印,生活目标都规格化了,而灵魂生活的内在的自发性却式微了。我们可以想想担任国家公职的那种考核体制的扩大化。以符合官方规定的目的为基础的合理计算,在这里就取代了被灵魂的全部力量所哺育的那种自由倾向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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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对知识的那种引向繁复的技术分工的片面训练可能导致被忽视了的非理性的灵魂冲动的猝然反应,但不是导致批判性的修养和富于创造性的内在能力的真正和谐,而是导致一种新的片面性,在狂乱无章地四处乱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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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头脑发热并具有自以为是的改造冲动和野心的人,在被强加以今天技术规格化的工作转运条件之下,才很容易在灵魂与他们周围世界的冲突之中失去内心的平衡,并且熊熊地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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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自由主义的综合所形成的这种歌德时代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却不大适合突如其来的技术时代。于是Homo sapiens〔智人〕就被Homo faber〔强人〕所取而代之。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各种不同的灵魂力量的和谐,使每一种都能保持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是每一种都以牺牲其他各种力量为代价而片面地追求自己的最高成就。甚至于技术人员,这时候也大谈其“理性”应该主宰人生,——而我们〔德国人〕又是多么经常地从希特勒的口里听到“理性”这个名词,——他们用这个名词所指的往往只不过是运筹计算的智能、精明的能力和混血儿的形而上学这三者的新三角联盟所提出的需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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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健全的可能性是被人忽略了,而一些不健全的现实性却为人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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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大利所铸就的Sacro egoi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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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动力基础,即由于可怕的人口增长的压力而召唤来的全新的历史现象,在这里便又一次呈现出来。政治现在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了,而不断从下面推向前台来的各个阶级也都要过问政治。从而这也就增多了能够开启其中有着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本质的那个毒药柜的锁钥。马基雅维里主义便从一桩贵族的事业变成为一桩资产阶级的事业。并终于变成了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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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指出过,比起其他的民族来,德国的精神所特有的往往是一种狂飚式的倾向,想要从那围绕着它的、而且或许是强烈地推动着它、诱惑着它并折磨着它的现实条件之下,突然之间朝着无条件、朝着将会使它得到解放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时候还只是半形而上学的世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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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托·希恩兹〔5〕有一次对我说,“这个家伙确实一点也不属于我们这个种族。他身上有着某些完全是外国的东西,某些像是一种已经绝了种的原始种族的东西,其本性是彻底地不道德的”。而且贝克上将〔6〕——就是他,为了他那要把我们从希特勒手下解放出来的努力而在1944年6月10日付出了他的生命,——在很早以前有一次谈话中就向我说道:“这个家伙是根本没有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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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对北欧种族的世界使命的信念,真是他内心里的大事,那么他就不会和日本结盟的;这个同盟把北欧种族撤出了东亚,把它让给了一个被认为是劣等的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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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希特勒显然是对当时的一切弊端和需要,提出了更强有力得多的办法。而那些正在空中荡漾着的伟大观念,——即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汇合,——却毫无问题地在他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他在他那时代的这一伟大的客观观念中的地位,是必须坦率地加以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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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的自由主义时代,尽管其唤醒个人力量的那种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但对社会本身却过分地放任自流,并听任家庭、道德、社会精神等等古老的伦理纽带松弛下来,而又没有能富有活力地去考虑如何创造新的纽带。社会有沦于混乱无章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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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或许仍然可以认为,“民族的”观念在希特勒倒台以后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里,我们就先要区分人们所称之为“民族性”一词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有一种和平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斗争的民族性,有一种属于纯粹内心文化的民族性,也有一种政治策略的民族性,无论那是防卫性的自保,还是进攻性的权力扩张;——一种是真正德国内部的民族性而另一种则是边疆的民族性;——一种是真诚浪漫主义的民族性,另一种民族性则是浪漫主义的斗争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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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帝国的每一项本身是值得称道的制度,背后都屹立着一种特征性的权力意志,——那范围是极其庞大的,而内容却是缺少灵魂的,——多少有点像是在1793年的雅各宾党〔7〕或中世纪蒙古王公征服者的身上可以看到的那样。任何一种狂热主义都会使灵魂枯竭,而“狂热”这个字却是希特勒的历次运动所喜欢用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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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可靠的来源方面,我们听到有关俄国战俘如下的经常被重复的说法:“我们觉得我们都是兄弟。我们上面没有剥削阶级,我们每个人都在为其他的人而工作。我们也愿意为祖国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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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上帝?”希特勒是这样说的,“恐怖就是最好的上帝。我们在俄国人身上就看到这一点。要不然,他们就不会那么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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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正如人们已经指出的,在良心自由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上有着基督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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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凡是把人的内心道德的自我规定、因而也就是把自己的良心的和思想的自由当作是一切更高级的和真正的文化的首要条件的人,这样的人——哪怕是同时带有一点委身任命的态度,——必定会承认,要在西方民主之下为精神和文化准备一席地位,乃是完全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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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可以算得上是希特勒事业中的“思想”的一切东西,根据我们的分析,都被一伙必须被称之为肆无忌惮的骗子们的投机行径深深地遮盖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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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一切都始终停留在古老的欧洲的范围和界限之内,也并未从而威胁到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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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要证明对我们过去的热爱心和严厉性,要推进保持其中一切真正的价值这一任务并认识到其中一切无价值的东西,而且当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在它面前保持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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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一个世界强国,还是一种两面性的行当;它使人眩惑,而在其中文化又总是会很容易蒙受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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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觉得今日的中国是一个信奉胥吏万能与强人信念的国家,所以读这本书令我深深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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